管涛：“十三五”期间中国可引入“强势人民币政策”框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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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，提出坚持开放发展,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，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，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，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，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、可自由使用货币。而汇率政策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工具，做好相关顶层设计，至关重要。
文/管涛 CF40高级研究员
“8·11”汇改后，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得到基本完善，下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汇率政策的选择。而做对汇率政策，在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至关重要。贯彻落实“十三五”规划精神，建议可借鉴美国经验，采取强势人民币政策。
强势人民币并非追求人民币单边升值，而是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前提下，按照“对内平衡优先”的原则定位人民币汇率政策。它强调做对利率比稳定汇率更加重要，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，让汇率政策给货币政策松绑；强调汇率水平变化是结果而非目标，允许汇率根据经济基本面情况短期波动，将汇率水平变化当成其他政策实施的结果而非预设的目标；强调汇率政策是对外筹码而非负担，支持纳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但非单方国际义务，支持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和区域货币合作。
新汇改之后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基本完善
诚然，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还有改进的余地，如扩大乃至取消银行间市场波幅管理、进一步弱化中间价的基准地位等。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，如何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，实施和操作人民币汇率政策。
1994年汇率并轨之后，我国就确立了现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安排。所谓“有管理的浮动”，主要体现为对柜台市场挂牌汇率的日波幅管理、对银行间市场交易汇率的日波幅管理，以及对汇率中间价报价方式的管理。在2015年8月11日汇改（以下简称“8·11”汇改）之前，柜台市场的日波幅管理已经取消，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日波幅扩大到±2%之后已基本能满足日常市场交易的需要。而惟有中间价的形成市场化程度较低、透明度较弱，造成了交易价相对中间价长期的偏离，制约了人民币汇率整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。
“8·11”汇改直指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问题，优化中间价报价机制，改为主要参考上日收盘价，综合考虑外汇供求关系和国际主要货币汇率走势报价形成。在经历了初期的大幅震荡后，中间价与上日收盘价的价差趋于收敛，当日交易价围绕中间价上下波动，境外汇率也围绕境内汇率双向波动。关于“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”的改革目标初步达成。
至此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基本完善。对于“8·11”改革的市场化方向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予以了肯定。11月13日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声明，认为人民币符合可自由使用标准，支持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。美国财政部也寄予理解和认可，最新一期的《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》报告中放弃了2012年5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低估的评判。
诚然，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还有改进的余地，如扩大乃至取消银行间市场波幅管理、进一步弱化中间价的基准地位等。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，如何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，实施和操作人民币汇率政策。
从理论上讲，制度是长期的、稳定的，而政策是短期的、可变的。正如在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下，货币政策立场可以偏紧、中性或者偏松一样，汇率政策也应该是灵活的，因时因地而变，尤其要防止短期政策的长期化、机制化。僵化的汇率制度或者汇率政策，是导致资本流动冲击，诱发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，无论大国还是小国，均概莫能外。
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，提出坚持开放发展，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，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，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，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，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、可自由使用货币。而汇率政策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工具，做好相关顶层设计，至关重要。
强势美元政策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
强势人民币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。从中长期看，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、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市场效率，以及基础国际收支持续较大盈余等，将继续为人民币强势提供基本面支持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美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美元贬值周期。疲软的美元对促进出口、抑制进口起到了一定作用，但综合来看对美国经济的作用却值得商榷。1995年，美国财长鲁宾提出“强势美元政策”的概念，明确表示“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”。
所谓“强势美元”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美元汇率强势，核心是维持美元在国际结算、国际资本市场以及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绝对主导强势。强势美元也不代表美元只能涨不能跌，美国政府并未刻意采取任何工具和手段去支持某个汇率水平。而且，往往是美元弱势的时候，美国反而更加强调强势美元。
如2007年10月30日。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印度新德里表示，美国坚守强势美元的政策，并称“货币汇率应由开放的市场基于经济基本面情况决定。”2008年7月22日，保尔森表示，尽管在房产市场稳定之前，金融市场将继续存在压力，不过预计国会本周将批准政府支持企业改革方案，并再次强调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。2012年8月9日保尔森又称，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自有其道理，目前金融市场动荡不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实力、开放性和竞争力，他同时再次强调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。
总之，美国奉行的“强势美元政策”是以经济基本面为支持的，强调对内平衡优先，即经济稳才能货币稳，美国好才能世界好。在对外为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（QE）的溢出效应做辩护时，美方就一直强调，量化宽松是稳定美国经济金融的需要，而救美国就是救世界，因此，量化宽松不等于货币战争。
基于下述理由，中国也可效仿强势美元政策，于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建立健全“强势人民币政策”框架。
首先，人民币已经逐步确立了世界新兴强势货币的地位。1994年汇改后到2014年底，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累计升值42%，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累计升值65%和93%，分别排61种货币中的第三位和第六位。即便此次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有所回调，但前三季度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仍然均升值了3.6%。
其次，强势人民币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。尽管受周期性因素影响，短期人民币汇率有所走弱，但从中长期看，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、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市场效率，以及基础国际收支持续较大盈余等，将继续为人民币强势提供基本面支持。
再次，强势人民币政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。有助于提振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，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预期环境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地位和影响力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更好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。
准确理解“强势人民币政策”的具体内涵
强势的经济才会有强势的货币，只有经济稳才能够货币稳，只有经济发展可持续才会有人民币资产高回报，而不是反之。
2015年9月，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阐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，主要强调了四点：一是近期中国完善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，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，目前人民币汇率偏差矫正已初见成效。二是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，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。三是将坚持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改革方向，允许人民币双向浮动，反对搞货币竞争性贬值，反对打货币战。四是发展资本市场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是中国的改革方向，不会因为这次股市、汇市波动而改变。
落实上述主张，其实就是强势人民币政策的立场。具体来讲，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，首先要克服“浮动恐惧”，有关当局应适时、平稳地退出现时的外汇市场干预（包括行政和市场手段的干预），让人民币汇率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。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，汇率应该这样的：第一，市场汇率是可变的，人民币汇率能上能下，双向波动；第二，汇率变化是透明的，人民币汇率的涨跌可以从市场找理由，而不是从汇率政策找原因；第三，汇率水平是可信的，境内外价格趋于一致；第四，汇市干预是例外的，政府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干预，实现市场自主出清。
其次，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并非主观追求人民币单边升值，而是按照“对内平衡优先”的原则定位人民币汇率政策，通过强势的经济实现强势的货币。这包括三方面的具体涵义：第一，做对利率比稳定汇率更加重要。即加快推进利率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，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；当内外均衡目标冲突时，汇率政策应该给货币政策让路，为利率政策松绑。第二，汇率水平变化是结果而非目标。即汇率的短期波动应反映当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，当强则强、当弱则弱；汇率水平变化应该是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，而不应将汇率的涨跌作为预设的目标。第三，汇率政策是对外筹码而非负担。即支持大国间应加强经济政策协调，但不能将维持汇率稳定作为单方面的国际义务；支持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和区域货币合作，尤其当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日趋广泛后，中国能够也应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归根结底，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，汇率政策是次要的政策，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。强势的经济才会有强势的货币，只有经济稳才能够货币稳，只有经济发展可持续才会有人民币资产高回报，而不是反之。
（本文作者系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。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CF40意见。）